二股东配售1.47亿股 呷哺沸腾依旧？******

　　投资人的举动往往格外被资本市场看重。1月10日，呷哺集团股价跳水，业内则是将原因归结于一则“二股东配售全部1.47亿股”的消息。随后，有相关人士确认了这一消息，并透露接手方或为多家战略投资机构。对于这一举动，有分析认为该运作均属于投资项目正常操作。不过也有声音指出会在市场中造成一定负面情绪。随着市场竞争加剧，呷哺集团股价有回升但大幅上涨存在挑战，不排除其股价已是阶段性高位的可能，呷哺集团还应该更加专注于业绩的回升。

　　接手方或为投资机构

　　火锅市场因为呷哺集团格外沸腾。1月10日，呷哺集团的股价变成了业界关注的重点，该公司早盘低开超7%，报9.14港元/股。业内猜测，呷哺集团股价下跌与其股东售卖股票的消息存在较大关联。

　　据相关媒体报道称，呷哺集团第二大股东General Atlantic Singapore Fund Pte(以下简称“General Atlantic ”)通过配售股份，出售其所持有的1.47亿股呷哺集团全部股份。

　　对此，北京商报记者从接近呷哺呷哺相关人士处了解到，呷哺呷哺第二大股东General Atlantic已通过大宗交易，配售手持全部1.47亿股，造价每股9.25-9.3元。据相关消息透露，接手方或为多家战略投资机构。

　　关于呷哺集团第二大股东配售全部股份的真实性，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呷哺集团，对方表示未来会发布相关公告。据了解，呷哺呷哺10日收盘价为9.11港元/股，下跌7.79%。呷哺集团于1998年11月正式成立，1999年在北京西单明珠开设第一家餐厅，并于2014年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。

　　国内外新开门店超240家

　　在股权变动的同时，呷哺集团方面对外宣布称，从全国市场来看，业绩正在全面复苏中，2023年，将继续启动全面扩张战略，全年在国内和海外计划新开门店超240家。

　　开店计划看得出呷哺集团前进步伐并未止步，而从近几年呷哺集团的财务数据来看，近三年来呷哺呷哺业绩成绩单并不出色。当然其在财报中也多次表示，持续不断的疫情导致部分餐厅无法正常营业，是公司业绩急剧下滑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其实，自2021年5月呷哺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贺光启重新出山后，呷哺呷哺便动作不断，开始为其业绩寻找新出口。从2021年7月呷哺呷哺发布公告称决定关闭200家亏损门店，再到同年8月重新上任CEO的贺光启首次发声，称发现呷哺呷哺部分门店存在严重选址错误。去年9月，呷哺旗下新品牌趁烧在上海正式开业，这也是贺光启带队后的首个新品牌，计划在2023年开出至少20家门店。而在近期呷哺集团也推出“充多少送多少”储值优惠活动，根据公司透露的数据，截至目前，已储值1.94亿元，发放1.94亿元的消费券。而上述这一系列动作似乎意在向资本市场证明自身能力。

　　香颂资本董事沈萌指出，呷哺集团的业绩表现受疫情影响较大，随着近期复工复产加速，呷哺集团股价已经有所反弹。但从长期来看，经济环境下行会加剧连锁餐饮市场竞争，呷哺集团股价大幅上涨存在挑战，不排除General Atlantic认为呷哺集团股价已是阶段性高位的可能。

　　应更专注于业绩回升

　　作为火锅市场中为数不多的上市企业，呷哺集团得到更多资本支持的同时，其一举一动也受到公众的监督。正因如此，如何给出更好的业绩表现，并为资本注入更多信心便是呷哺集团需要思考的。

　　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表示，一般来说，上市公司股票的大宗交易与投资者的投资及战略意图存在关联。对于退出者而言，很可能是投资计划达到了一定节点，或是收益率达到一定程度，便决定退出。对于想要入局的投资者而言，若是对于特定行业或企业存在投资意向，也会通过大宗交易的形式。

　　而这一举措会给呷哺带来哪些影响呢？一位资本业内人士分析表示，作为投资者，资本市场的运作均属于投资项目正常操作，无需过分解读，流通性强也说明企业备受关注；另一方面，减持或抛售股票需关注接手方是谁，接手方的动机才是最应该考虑的。

　　不过，沈萌进一步指出，第二大股东折让配售，会在市场中造成一定负面情绪。若接手方为多家机构，那么各机构的资金投入规模与股份占比都相对较少，很难为呷哺集团提供比General Atlantic更多的支持。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与业绩表现存在关联，目前，呷哺集团应该更加专注于业绩的回升。

　　文志宏指出，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，餐饮业处于复苏期，而资本市场也对此较为期待。在此情况下，若General Atlantic为呷哺集团的原始股东，抛售股票的行为则是向投资者发出较为不利的信号。反之，General Atlantic的举动便不带有利好或利空的意味。目前看来，呷哺集团的股价虽然半年内有一定回升，但与其市值高点还存在差距。

古代王朝更迭时，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？(2)******

到了隋朝，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，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。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、轻重不一，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。隋文帝开皇初年，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，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，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，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。开皇三年（583），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，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，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，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（北齐）、五行大布（北周）、永通万国（北周）等钱，两年内禁止流通。于是，开皇五年（585）以后，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。

五铢钱的大小、轻重适中，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，从而保护钱文，使之不容易磨损。至此以后，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，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，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，被称为是“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、最成功的钱币”，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。

唐宋货币，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

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，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。唐以前的货币，以五铢钱为典型，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，从这个意义上看，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“铜块”，而唐朝开始，钱币改称“宝”，如通宝、元宝，并冠以当时的年号。在钱币学家看来，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，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“宝物”。

如前文所述，钱上铸年号，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，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。唐高祖统治初期，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。武德四年（621）七月，废五铢钱，行开元通宝钱，“径八分，重二铢四累，积十文重一两，一千文重六斤四两”。（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）从此，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，而是改称“通宝”流通。通宝即“通行宝货”，唐人有“钱者通宝，有国之权”的说法。同时，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，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“开元通宝”还是“开通元宝”，争议持续了上千年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里说：“其词先上后下，次右左读之（即直读，开元通宝）。自上及右回环读之（即旋读，开通元宝），其义亦通，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。”史书讨巧地认为，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，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。当今主流观点认为，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“开通元宝”的说法，然而，两晋南北朝以降，钱文的读法为直读，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，也就是读作“开元通宝”。

开元通宝，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。这里的“开元”比唐玄宗的“开元盛世”早了一百年，因此并不是年号钱。它的含义，从字面意义上讲，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，将从前旧的、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，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。也由此，后世还有仿铸“开元通宝”的现象。

清代民间铸造的“开元通宝”。来源/王钊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》

唐乾封元年（666）所铸造的“乾封泉宝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，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。此后，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，如乾元重宝、大历元宝等。毫无疑问，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，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，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，且其轻重、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。宋时有诗人叹道：“半轮残月掩尘埃，依稀犹有开元字。”甚至到了清朝，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。

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，东至今朝鲜、日本，西至今阿富汗境内，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。以开元钱为核心，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，维系着整个东亚、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。

史家常以汉唐并举，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。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，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；而唐代武德四年（621）起用开元通宝钱，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。吕祖谦说：“自汉至隋，惟五铢之法不可易；自唐至五代，惟开通之法不可易。”（这里使用了“开通元宝”的读法）足见五铢钱、开元钱深刻的影响。

到了宋代，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，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，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。

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，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，实则不然。不同种类的宋钱，变的是上面的年号，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，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，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。

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，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，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。在高丽、日本、交趾三国，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。从唐朝至明末，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。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“宋钱区”。

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。明代铸币规模较小，明代流通的铜钱中，明钱只占一小部分，大部分是唐宋钱，就连私铸，往往也是铸唐宋钱。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，在福建漳浦县，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，七年八年用元祐钱，九年十年用天圣钱，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。《日知录》中也提到“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，后至北方，见多汴宋年号…………间有一二唐钱。”这些宋钱，质精且多，被称为“好钱”，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，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“废不用”。（《五杂俎》）看上去，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，什么都用，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，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。

货币与政权的命运

新朝历战乱而建立，往往经济凋敝、百废待兴，市场上铸币芜杂，轻重不一，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。因此，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，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，能否真正替代旧钱。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“恶钱”、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，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。

铜铸币之外，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。元代极力推行纸币“宝钞”，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，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，是非常失败的。元末通货膨胀、物价高涨，人民生活困难，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，进一步滥发钞票，只是雪上加霜。列宁的名言“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，毁灭其货币”足证这段历史，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，元朝走向灭亡。元代的宝钞，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。

元至元通行宝钞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

明朝初年，也仿照元朝的做法，用钞不用钱，后来才加以变通。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，才最终以银钱支付。明正统以后，宝钞并不通行，“钞”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，明末仍以“钞”表示货币，如“银钞”或“钞银”，实际上指的是银、钱，而不再专指纸币。

清军刚入关时，允许明钱流通：“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，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。”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，其背面印有满文的“宝泉”，或有汉文的“清忠”，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，或许与此有关。

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，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。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馀准废铜输官，偿以直，并禁私铸及小钱、伪钱，更申旧钱禁。嗣以输官久不尽，通令天下，限三月期毕输，逾限行使，罪之。”就是在说，清朝在稳定之后，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，并且严禁私铸、严禁旧钱。

然而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，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学士徐乾学上疏，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，古钱、今钱可以共同使用，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，“自汉五铢以来，未尝废古而专用今”。而且，在钱法混乱、经济动荡的时候，能够“资古钱以澄汰”，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。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，“尽宽旧钱废钱之禁”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，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“利用”“洪化”“昭武”等伪钱，仍允许旧钱的流通。（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）

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，但其重点打击对象，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，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，货币种类日益繁多，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、铜钱等，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。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，铸造新的“铜元”，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。

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。来源/中国钱币博物馆